作者：魏斐德1675年，他的第二个儿子——两岁的胤礽被立为太子。在皇帝的呵护和儒家学者们的栽培下长大，胤礽还是变成了一个傲慢、暴戾的皇子，喜好阴谋、嫉妒且密谋夺取父亲的权位。这位刚健的皇帝最无法容忍的是：胤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不仅与宫人厮混，还从苏州的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娈童。1708年，康熙得知太子鞭挞文官后，终于废黜他的太子之位。然而，伤心欲绝的皇帝就是不明白，他最喜爱的儿子为何会让他如此失望。对此迷惑不解的康熙，最后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胤礽遭到邪魔厌镇之故。于是，第二年，他以施咒之罪处决了几名佛教喇嘛后，复立胤礽为太子。然而，什么也没有改变。胤礽依旧暴戾。1711年，康熙发现自己的数名统兵将领和胤礽密谋。于是，来年冬天，他断定“他狂疾复发，让我再难忍受。他不仅窥探他人，还谩骂、诅咒自己的扈从和姬妾，毫无悔改之意”。82康熙再次废黜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将其交予侍卫看守，并警告诸臣工，今后若谁敢再次奏请复立胤礽，即刻处死。这一不幸事件的结果就是：直到1713年，皇位都还没有正式的继承人。群臣反复上疏，奏请康熙册立新的储君，但皇帝依然对胤礽之事愤懑交加，因此尽数驳回了所有奏章。然而，各种派系依然围绕康熙那些可能成为储君的儿子形成。到1721年，大多数朝臣都相信康熙最喜爱的十四子——平定西藏的胤禵将脱颖而出。然而，胤禵军功显赫之时，他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皇四子胤禛也在计划夺权。为宫婢所生，常受兄弟羞辱的胤禛通过在军中培养势力，悄无声息地为父亲的死亡做着准备。他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是京城步军统领隆科多和表面上为胤禵首席谋士的汉军旗将领——年羹尧。1722年，胤禵在年羹尧的监视下返回前线。那年冬天，康熙突然在北京西郊的畅春园病倒。身为皇子之一，胤禛当时应该在北京天坛主持冬至祭天之礼。然而，12月20日，他却赶到畅春园，进入皇帝的病房。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声称康熙已立他为储君。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此时皇帝已经薨逝，甚至有可能就是被胤禛所弑。胤禛在带刀侍卫的护送下，带着父亲的梓宫返回紫禁城，同时命隆科多维持紫禁城的秩序。接着，他封自己为雍正皇帝（1723年—1735年在位），圈禁或处决其他皇子，肃清朝堂和内阁中胤禵的支持者，由此结束了这场夺嫡政变。雍正的冷酷夺权之举让后世认为，他是清朝统治者中最残忍、最偏狭的一位帝王。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进一步抹黑了自己的形象：雍正全面审查有关他继位的历史档案，命张廷玉删削康熙年间他与兄弟们夺嫡的记录。他怀疑父亲发起的《古今图书集成》编修工作隐含部分反满内容，于是召回所有刊本，删去了当中影射“夷狄”的字句。此外，他鼓励朝堂上的排外之辩，严禁基督徒传教。即便佛教神学研究者的著作，要是雍正认为其中有误导言论，也难以幸免。他最著名的《御制朋党论》是所有中国皇帝中，对官员结党营私抨击最猛烈的一篇文章。读了《御制朋党论》的儒臣们都同意他对“结党营私之人”的抨击，但他们期望的变革却未能如愿。也就是说，儒臣们之所以批评官僚体系中的派系结党，是因为它与儒家思想设想的直臣事君之道及君臣关系相悖。他们以弃绝结党营私为代价，期望皇帝能尊重他们的气节和忠诚。然而，这与雍正设想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相去甚远。相对于这种兼顾双方、隐含平等之意的儒家思想，他更喜欢对皇帝意愿的全然顺从。因此，雍正把个人忠诚置于一切官僚体系之上，重赏效忠于他的那些人。他的习惯做法是：挑选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官员，通过向其询问其他官员的情况来考核他们。如果他们通过考验，雍正就会迅速提拔他们，让他们负责中国特别敏感的行政区域。例如：李卫受命为浙江总督，被派去监督对外贸易以及遏制浙江沿海的海盗问题。田文镜被派到内地整顿吏治；鄂尔泰被派往云南镇压少数民族的起事。他们到任后，雍正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即便在其不得人心之时，也坚决支持他们的决定。和康熙一样，雍正亦十分勤勉，并延续了父亲万事亲力亲为的做法。数卷《雍正朱批谕旨》证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极为关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对某个小囚的审讯、某地的税务纠纷、粮价涨跌或某县佐理官员贪污的传闻等。雍正一旦涉入某事，定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奏折的页边上满是他的朱批：有威吓、有叱责、有劝诱、有赞扬，也有批评。雍正最青睐的臣子大都强硬、粗暴，极有效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由畏惧受害方的非难。事实上，在雍正看来，其他官员对其门徒行事的谴责，往往证明了他们正将一些难以剔除的利益集团连根拔起。此时，大清开国已有八十余年。官员们开始懈怠，地方衙门的胥吏也开始滥用职权。下层士绅越来越安于包税制。雍正相信帝国需要来次大整顿，所以依赖这些不惧惩罚下属或弹劾上级的官员。若得罪了某人，也不过是为这场真正的行政改革再增添点证据而已。因为，雍正将整顿效仿晚明的财政政策和官僚机构的决心，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满洲皇帝。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下层士绅滥用赋税减免权一事。因为士绅费用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雍正便命田文镜之类的官员削减有功名者的请愿权和免税权。这一攻击地方精英特权的做法立刻削弱了地方士绅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不过，雍正反对士绅特权既不是为自己，也并非仅仅为了减少挪用公款的现象。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公开私相授受款项，将不成文的陋规制度化。他虽攻击士绅的包揽、衙役规费和地方知县的非正式收入，其实却是在努力将这些私人额外规费合理地转化为常规税收。例如，陋规转化为增加税收，以达到提高俸禄“养廉”的目的。18世纪晚期，通货膨胀虽迫使官员们恢复规费，但财政改革至少在雍正时期成效显著。也是在雍正统治时期，朝廷往日的非正式耳目体系、机关，变成了政府常设机构。和他的父皇一样，雍正也非常依赖仅供他阅读的密折。然而，因为他赏给多位大臣密折上奏之权后，收到的密折数量之多，根本不是他一双眼睛看得过来的。因此，1729年，雍正成立军机处，专门总结和评估这些资料。从此以后，常务性质的奏折被送往内阁，而重要的政策建议和情报则交由军机处处理。大清律例中没有制约这一新机构的规定，因此，与内阁（成员包括十六名满官和十六名汉官）相比，它（成员包括五名军机大臣，首辅通常为满洲人）更像是一个小得多的官员团体。秘密集会、随时候命的军机处很快便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控着政府中高层官员的任命。军机处的形成不仅为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敲响了丧钟，还代表了在随后的帝制时期里，中国统治者喜欢用新的专设秘书组织代替之前常规文官机构的趋势。明朝的内阁最初也相当于雍正的军机处——是个剥夺六部决策权，交予皇帝及其私人顾问（大学士）的智囊团。然而，内阁还是逐渐变成了六部之外的另一个“部”。但只要内阁还掌管着奏折的呈递御览与发还，它就会侵夺皇帝的权力。因为它既可以扣下意见相悖的奏折，还可以起草法令让皇帝签署。当内阁这一帝国的产物逐渐获得这样一种独立时，便会出现一个取而代之的新机构。不过，军机处最终也会像它的前任一样，逐渐与日常机构的官员结盟，让皇帝难以驾驭。1799年，嘉庆皇帝（1796年—1820年在位）甚至被迫谕令各省督抚将机要奏折进呈御览，无须到军机处备案。然而，军机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依然持续到20世纪初。之后，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再次恢复，用以讨论重要的国家大事。雍正在解决清朝的皇位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也采用了一贯的专制作风。面对长久以来的立储压力，他于1723年9月16日召集诸皇子和大臣，将一页纸片对折，在众人面前展示，宣布自己已经做出决定。他说，储君的名字就写在这张纸上。随后，他将其封入一个小匣，置于乾清宫正殿上方二十五英尺处的一块匾额后。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小匣才能打开。这个办法虽然简单，却效果显著。如果他随后对选定的储君大失所望，自然能暗中更改名字。除非冒着杀头的危险，否则没人会闯入乾清宫窥探到底谁才是储君，并在其周围拉帮结派。雍正自己并未特别关注某位皇子。他没有让某位皇子接受特别辅导，反而把康熙之前的南书房改为皇子学堂，让所有皇子都在此接受儒家学者关于经、史和满洲文字的教育。因此，这个秘密一直保持到1735年雍正去世89之时才揭晓：皇四子弘历（1736年—1795年在位）将继承皇位，年号乾隆。摘自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题目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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